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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传大道
横峰一小   2010-04-20 17:03:02 作者: 来源: 文字大小:[][][]

                        小学传大道
                           王 丽
 
  成都草堂小学与杜甫草堂博物馆只隔着一条浣花南路。在草堂小学校门口墙壁上,题着一首诗:
  人谓浣花好,文宗百代高;草堂留圣迹,小学传大道。
  墨绿色的大字,律书,竖排。这首诗也被草堂小学称之为“校诗”。
  事情也许要从2003年说起。那一年,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成都市委制定了城乡教育统筹的战略。草小所属的青羊区教育局为此提出“一校一景、一校一品”的目标,要求区内各所学校在校园环境上打造自己的特色,并在校园文化上拥有自己的独特内涵。
  2004年初,从泡桐树小学调过来的新校长蓝继红走马上任。当时的草小还属于城乡结合部的学校。从刚担任校长第一天起,她便面临着一个问题:什么是草小的学校文化?
  她将这个问题交给全校教师讨论。有老师提到,自2001年起,草小便成立了由学生创建的“草堂诗社”。诗社的诞生缘于这样一件事。
  2001年寒假过后开学不久,学校组织全体学生到杜甫草堂春游,可孩子们的反应却有些冷淡。他们觉得,好不容易盼到一次春游,却到那么近的一个去处,自然高兴不起来。
  在游览中,有两位外国游客见到草堂小学的学生,便向他们询问一些关于杜甫的小常识。几位同学却支吾着答不上来,更不用说完整地背诵几首杜诗。外国游客并不介意,将手中的糖果送给这几个孩子。不料他们立刻跑回同学中炫耀,引得别的孩子也围上去跟外国游客索要,幸亏老师及时赶到,才化解了一场尴尬。
  这件事引起了老师们的反思。
  “我们的孩子究竟缺失了什么?”老师们意识到,孩子们缺乏的是一种人文素养。而这种素养只能来自平时的“滋养”和“教化”,而不是灌输。虽然学校与杜甫草堂为邻,但语文课本上一首“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绝句远远不足以使他们建立起对一千多年前这位诗圣的情感联系,更无法在孩子们心中培植出对杜甫的虔敬。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也许能考上硕士博士,但在文化上很可能是一个“空心人”。
  但细心的老师们又发现:在平日的作业或日记中,不少孩子都喜欢引用或仿写、改写一些古诗。这使老师们领悟到:儿童是天生的诗人,童心本身与诗歌有着天然的契合。并且,“诗教”也是中国两千多年的教育传统。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又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草堂小学紧邻杜甫草堂。杜甫一生创作了上万首诗篇。他的诗歌中蕴涵了民胞物与的博大情怀,也包含了中国人立身处世的“人伦之道”和“教化之道”,是草小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在前任校领导的支持下,老师们因势利导,鼓励爱好诗歌的孩子自己成立了“草堂诗社”,在校内开展诗歌诵读和创作活动,只是囿于当时条件,这项活动没有在全校深入推广开来。
  老师们介绍的情况给了蓝继红很大的启发。她明白,一所学校的校园文化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必须是有“根”的。这个“根”便是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经过反复讨论,草堂小学决定将“植养人文气韵,奠基诗意人生”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其切入点便是“诗歌教育”。
  
                          营造“润物无声”的诗教环境
                        
   “诗教”的特点是潜移默化。作为转型期的社会,急功近利和浮躁的社会心态不能不影响到教育大环境。草小的老师们认为:我们无法左右大环境,但我们可以营造一个小气候,给孩子们一块相对纯净的天地。他们将自己的诗思和锦心,一点点地编织进草小的每一个角落。
  在草堂小学校门口,耸立着一尊两米多高的杜甫半身塑像。诗圣神情凝重,目光深邃,似乎正北望中原,为天下苍生祈求安康。
  草小的校牌不是通常所见的那种白底黑字的长木牌子,而是分别镶嵌在推拉式大门两侧。当大门徐徐关闭时,“草堂小学”四个白底朱字的篆书正好合成一枚完整的印鉴。
  而当你踏进校门,见到的则是更多的惊喜。从校门通向教学楼的甬道有一个别致的名字——“诗路花语”,是学校的一位老师起的。甬道地面上书写着杜甫刚到成都时的诗作《成都府》“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传诵千年的诗歌映衬着路两旁的鲜花和绿荫,连同校园里每天早晨的琅琅书声,陪伴着草堂小学的师生们。
  在“诗路花语”尽头的教学楼门口题着一副对联:
  茅屋秋风蔚起人文钟百代  草堂秀色列成桃李诵三千
  对联与校门口墙壁上的“校诗”遥相呼应。而在这幢教学楼里,最能体现对联精神的也许是“好雨轩”。
  “好雨轩”就在教学楼入口右侧,门楣上方书着“柴门”二字,里头的陈设很像一间古色古香的书房。明式桌椅的高度根据孩子们的身高设计。房间四壁悬挂着字画,高脚几上摆着碧绿的盆栽。地上是用狂草书写的杜诗《春夜喜雨》。在房间最醒目的位置,放着一尊杜甫的坐像。诗人双手抚膝,神情怡然,似乎正在酝酿一首新作。
   这个“好雨轩”,是“草堂诗社”根据家长、学生及老师们提供的上千个名字,再经过学校“民管会(家长民主管理委员会)”成员讨论产生的。
  第一任社长何萍老师说:“这个“好雨轩”也是我们“草堂诗社”的办公室。我们的草堂诗社是在2001年5月由孩子们自发创建的。诗社的名称也是孩子们自己起的。“草堂诗社”是一个从社长、编辑、通讯员到成员全由学生组成的诗歌社团。它是孩子们自己的诗社,所有的活动都是由他们自己筹备、组织的,老师们只是给予帮助和支持。”
  “草堂诗社”成立以来,从一开始的每班推荐两名社员,发展到今天的1700多名社员,即整个学校就是一个诗社,每个班就是诗社的分社,各班都给自己取了别致的“社名”,如“采莲分社”、“濯锦分社”、“小蚂蚁分社”等。诗社的孩子们不光诵读了大量古典诗歌,还自己创作诗歌,自己编辑《草堂诗社读本》和《学生诗集本》,自己组织和参加校内外许多与诗歌有关的活动。
  在草小校园里徜徉,一抬头一举足,处处是诗,处处是惊喜:教室墙上有诗,走廊里有诗,楼梯的梯级上有诗,连校园的梧桐树干上都挂着诗牌。这些诗作不仅限于古典诗词,而是古今中外兼备。在二楼楼梯口墙壁上,笔者看到一首台湾诗人林焕彰的短诗《小河》:
  小河喜欢在高低不平的路上,
  放开喉咙大声歌唱,
  她说:平坦的道路,唱不出好听的歌。
  在众多风格各异的诗作中,最使草小孩子得意的是,其中还有他们自己创作的诗画。这些稚嫩却洋溢着童真童趣的诗作配上插图,与古今中外的大诗人们一起,陈列在学校各处墙壁。有一个“小诗人”还带着妈妈在自己的诗作前留影。
  而草堂小学的厕所,也许是笔者见过的最富诗意的厕所。厕所里挂着雅致的窗帘,贴着孩子们自己创作的卡通图画,摆着绿色植物。厕所门口还挂着一个设计精美的牌子,上书“一上间”,语出欧阳修“读书有三上,马上、枕上、厕上”,是一位四年级的孩子起的。厕所由各班轮流管理。每换一个班级便换一种装饰。
  据蓝继红介绍,草小在进行校园文化设计时,发放了3000份问卷,征求家长、学生、老师及社区的意见,其中还有成都市的一些社会文化人士和建筑设计师。
  笔者注意到,在草小,一些为孩子们服务的场所都是敞开的,如“好雨轩”、学生阅览室、音乐室等,学生课余随时可以进去活动;并且,每个班的教室门口都辟有“漂流书栈”,里面放着一摞摞图书,任学生取阅,想带回家看也无须批准。这些细节所传达出的与其说是教育的艺术,不如说是教育的灵魂——信任、尊重和欣赏。而这,或许是对“植养人文气韵,奠基诗意人生”的最好解释。
               
               探索现代诗教之路
  
  “诗教”固然是中国教育的传统,但现代的孩子毕竟已不是私塾时代的孩子。况且,这个传统断裂已久。如何寻找一条既承接传统又面向当下的诗教之路,对于草小的老师们是一个挑战。
  与所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接受教育的人一样,草小的老师们都没有受过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但他们钟巴山蜀水之灵;渊源深厚的巴蜀文化传统如集体无意识般深藏在巴蜀儿女的生命里。
  草堂小学的老师们意识到:传统的“诗教”给人“摇头晃脑”、“死记硬背”的印象;那么,今天的诗教必须与儿童的天性对接,与现代生活对接。学校为此成立了国学经典诵读领导小组,还有由教师组成的国学教育研究室,负责不同级段诵读内容的发掘与筛选,并聘请校外专家担任国学顾问。与此同时,学校也给了老师们最大的空间,鼓励大家大胆探索。
  从2004年至今,草堂小学且试且行,锲而不舍,积累了不少经验,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三级诵读模式”。
  “三级诵读”即“校级诵读——班级诵读——个人诵读”。“校级诵读”是指利用全校隔周一次的朝会时间,由各班轮流,以诗文联唱、小品、吟诵、舞蹈等形式来演绎经典古诗文。有一次,五年级五班的孩子们有感于时下许多人热衷于过西方的圣诞节、愚人节等,而对本民族的传统节日却颇为冷落。他们便自己搜集资料,自编自导了一个题为《Marry的中国节》的小节目,以一位名叫Marry的外国小女孩到中国旅游的形式,介绍中国的一些传统节日,并将相关的古诗、民间故事,以及英语名称都融入其中,节目演出那天,赢得全校师生掌声。“校级诵读”还是各班展示风采的平台,凡轮到的班级总要想尽办法出新。有的班级“发明”出“诗歌擂台赛”和“诗歌魔方”,表演时台上一念出诗题,台下即争相接应,台上台下互动,气氛好不热烈。
   “班级诵读”是指学校规定的每周二、三、四晨读时间的古诗文诵读。此外,每班每周有一节“经典赏析课”,属于学校校本课程。学校还编了低、中、高三个不同阶段的校本教材;一年级读《弟子规》,二年级读《三字经》、三年级读《千字文》、五年级读《论语》等。每个年级还有相应的诵读主题。
  五年级的诵读主题为“读《论语》,养心志”。笔者曾听过唐孟秋老师的一堂“经典欣赏课”。唐老师先在课前布置学生从《论语》中挑选出有关“君子”的语录,并自查注释理解含义。上课时,她先出示梅、兰、竹、菊“四君子”的图片及有关诗句来导入课文,接着以“我心目中的君子”为题,请学生推荐自己选出的有关“君子”语录。学生纷纷举手,一下子说出十几条,如“君子有三畏……”、“君子有三变……”、“君子成人之美……”等。每举出一句,老师便让其解释意思,并带领着全班大声朗读。中间还穿插了小品表演,小品内容为校园中常见的一些不符合“君子”形象的行为。课的后半部分,老师从中选出“君子成人之美,不乘人之恶”、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三句作为重点来讲读。最后让学生将这三句语录抄在本子上,回家讲给家长听。整堂课有朗读、有释义、有讨论、有表演,有抄写,安排得张弛有度,动静得宜。
  三年级五班的叶华老师根据低年级孩子的特点,设计了“ 请风儿来做客”的主题诗歌教学。老师先布置学生搜集有关“风”的古诗词或现代诗歌,在课堂上互相交流、诵读,并鼓励孩子们以“风”为主题自己创作诗歌,最后将孩子们的诗作汇编成一本班级诗集,诗集名称便叫做《风》。
  在草堂小学,每周一节的经典诵读课也成为老师们展示个人才华的舞台。每一堂课,老师们都精心设计,力求使孩子们有收获,有心得,真正做到让经典伴随孩子成长,即“植养人文气韵,奠基诗意人生”。        
   “三级诵读”中的“个人诵读”则是将“诗教”延伸到每个学生的家庭里,鼓励孩子与父母一起诵读。孩子将在学校里学到的诗歌回家背给父母听,用以前看电视的时间与爸爸妈妈一起吟诗,赏诗。有的孩子还教家里的保姆读诗,俨然成了“小先生”。家长受孩子热情的感染也爱上了古典诗歌,甚至要求加入学校“草堂诗社”。
  可以说,“三级诵读”成为班级、教师和学生个人展示自己的舞台,使诗教进校园、进课堂、进家庭,成为三者互动的模式。这个模式保证了“诗教”能够有序、持久地进行下去,而不是一阵风。
  除了平时的诵读和积累,每年六月,学校都要举行盛大的毕业典礼。届时,全体毕业生集体登台亮相,以领诵、轮诵、齐诵的形式朗诵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当台上领出“八月秋高风怒号”之句时,台下上千学子齐声接出下句——“卷我屋上三重茅……”,那稚嫩清澈的童音和深沉苍劲的诗句交织在一起,如黄钟大吕般响彻操场。此时,老师们往往会眼睛湿润;而那一刻,“草堂留圣迹,小学传大道”的种子也植入孩子们的心田。

              引进“诗教”的源头活水
                           
  如果说,草堂小学最初萌发“诗教”的起因是缘于杜甫草堂;那么,如何利用这份得天独厚的社区资源,也成为草堂小学探索现代“诗教”的题中必有之义。
  但社区教育不同于传统的学校教育,需要探索新的教育模式。何萍老师任教的三年级五班学生一直有个愿望:去杜甫草堂和相邻的浣花公园参观。何老师和诗社的几位老师商量,协助孩子们一起设计了“我家住在浣花溪”的综合实践活动。孩子们上网查资料,自己确定活动内容,并分小组。调查内容包括浣花溪得名之由来、浣花溪与杜甫草堂的关系、浣花溪上游与下游的地理概貌、与浣花溪有关的历代诗人及掌故等。
  一个春日的下午,孩子们带上笔记本和照相机,在几位诗社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浣花溪和杜甫草堂。有三位家长也兴冲冲地赶来参加。调查结束后,每个小组满载而归,并分别将调查结果整理成调查报告。何萍老师还以此次活动为内容在全市开了一堂公开课。
  这种“综合实践活动”将课堂延伸到社区,将学校与社区打通,引进“诗教”的源头活水。在此过程中,学生锻炼了获取资料、整理资料及分工合作的能力。并且,他们对脚下的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体认。
    杜甫草堂还有一个重要的节日。在传统习俗中,每年的正月初七为“人日”。这个节日原为纪念女娲而设。但在成都,“人日”却是杜甫草堂最隆重的节日。它缘自杜甫与其好友高适的一段佳话。
  2009年的农历正月初七是汶川大地震后的第一个“人日”。在这个万物复苏的日子,杜甫草堂博物馆首次举行中断百年的祭杜甫活动。那天上午,锦城春雨纷纷,近万市民涌入草堂,还有成都市文化界人士及市政府官员。人们盛装出席,按照古俗每人手执一支红梅,隆重祭拜诗圣杜甫。在祭拜仪式上,100多名草堂小学的学生身着唐装,手捧诗卷,肃立在杜甫像前,在绵绵春雨中用清亮的童音,齐诵一千多年前高适与杜甫“人日”唱和的诗作。
  草小的老师们发现,孩子们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他们以“草堂文化小传人”自居。每逢节假日,他们会带上自己制作的与诗歌有关的小手工艺品,来到杜甫草堂,赠送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并和游人们一起做诗歌游戏。他们主动“客串”导游,为游人们介绍杜甫草堂;他们还与来草堂游览的台湾同胞一起,背诵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文天祥的《正气歌》等;草堂“人日”举行为汶川地震捐款活动时,一些孩子捐出了自己的压岁钱……而当他们再听到有人念那些“春眠不觉晓,处处蚊子咬”的“灰色童谣”时,他们会反感、生气。
  何萍老师告诉我,她的一位学生家长请朋友吃饭,席间议论起有关杜甫草堂的话题。等大人们说过之后,在座的小男孩——她的学生大大方方地接口道:“关于杜甫吗,还是让我来给你们说说……”然后头头是道地给在座的大人们介绍杜甫生平及诗歌创作的情况,一时把大人们都给“镇住”了。

                           投石问路的《弟子规》实验
            
  中国传统启蒙教育除了“诗教”之外,还有“蒙养其正”,即在儿童发蒙读书之际,便将日常生活的一整套礼仪规范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包括人在天地间之位置,一并传授给他,以养成日后“得天地之正气”的堂堂正正的君子风范。这种“固本培元”的教育乃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但由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迁,这个传统也随之中断。
  草堂小学在实践中发现,“诗教”带给孩子们更多的是一种人文气质的培养。古人云“不立规矩,无以成方圆”,作为小学阶段的孩子,还需要有更切实易行的行为规范教育,亦即传统的养成教育——蒙养其正。而这种教育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小学教育中都占有重要位置,但在中国大陆的小学教育中显然缺位。
  四年级的谢嵋老师率先用《弟子规》进行了尝试。《弟子规》是清代后期广为流传的童蒙读物,具体列述了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行为规范。当然,时移世变,其中有些内容已明显不适合今天的儿童,如“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还有“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等。谢嵋老师将其做了取舍。
 “孝”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本。《弟子规》第一章标题即为“入则孝”,内容为:“父母
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讲的是儿童在家对父母长辈应有的态度。谢嵋利用每周一节的“经典欣赏课”,读读背背,并让学生对照自己平日的行为来说说体会,学会之后回家背给父母听,同时要求学生在家里践行,最后将“行”的过程写成心得体会,在班上与大家分享。
  谢嵋还和孩子们一起,从《弟子规》中提炼出十条日常行为规范,编了《弟子规拍手歌》:
  弟子规,圣人训;
  多遵守,常牢记。
  你拍一,我拍一;
  路遇长,疾趋揖。
  你拍二,我拍二;
  有心非,名为恶。
  你拍三,我拍三;
  道人善,即是善。
  ……
  孩子们边拍边唱,不知不觉便记住了。谢嵋还根据班级情况及学生成长规律,从中提炼出若干主题,比如“孝敬”、“礼貌”、“友爱”、“诚实”等,学一条做一条,边学习边践行,。
  经过一个多学期的积累与践行,反馈首先来自家长。一些家长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孩子有了变化,如原先父母喊他有事时半天不动弹、对长辈说话大声吼叫、吃东西不懂得谦让等毛病,自从学了《弟子规》之后明显地少了。并且,孩子们不但自己做到,还督促爸爸妈妈也要这样对待长辈;有的孩子还以此教育自己的表弟表妹。家长们还反映,以前两代人之间经常会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发生分歧,现在有了《弟子规》作尺子,矛盾也少了。
  至于《弟子规》中“路遇长,疾趋揖。长无言,退恭立。骑下马,乘下车,过犹待,百步餘”等一些内容如何处理,谢嵋这样问孩子们:“你们说,我们今天路上遇见长辈要不要也打拱作揖,停下来等他们走了再走?” 孩子们回答:“我们只要对长辈有礼貌,主动向长辈打招呼就可以了,因为今天社会跟古时候不一样了。”
  与此同时,变化也在班级中发生:以前动不动与人争吵的孩子变得讲道理了;同学之间发生小矛盾会自行解决;而最明显的是班上打架的情形几乎没有了。孩子们普遍变得平和、友善,班级气氛也变得比过去和谐和愉悦。
  当然,谢嵋也听到所谓学《弟子规》会禁锢和束缚孩子个性发展的说法。但她认为:今天的独生子女在家庭里都是“小太阳”、“小皇帝”,家庭中大人和孩子角色模糊,位置不正,而《弟子规》正好可以“纠”这个“偏”。
                              
                               承续“蒙养其正“的传统
  
  谢嵋的《弟子规》教学实验犹如投石问路,得到了学校的重视。自2006年始,草堂小学决定将《弟子规》作为一年级新生的“行为规范教材”,在全年级七个班中进行推广试验。学校定下的原则是,对于书中的“糟粕”先不去管它,先让孩子“知晓”,在从“知”——“行”的过程中,孩子自然会有一个消化。
  一(七)班的唐芳老师根据一年级孩子习惯培养的特点,和孩子们一起,将《弟子规》改编成班规:
  1、欲得爱,先爱人;若爱人,则爱己。
  2、人贵诚,诚是金;与人交,诚先行。
  ……
  这个班规是“活”的,它随着孩子们的成长和班级日新月异的变化不断“生长”。每当在班上发现一些不良行为习惯,老师和学生便对照《弟子规》,从中找出相应的行为规范,然后编进班规。这个班规还和学校的“习惯连锁店”(学校原有“一月养成一个好习惯”的活动)相结合。孩子们非常喜欢自己的《班规》,班上的一个学生在学习心得中说:“我觉得《弟子规》是一本既古老又时尚的读物。”
  一年级的孩子像一张白纸,可塑性极大,而《弟子规》浅显易懂,一旦记住,便容易变成孩子们自我教育的好教材。一年级三班的学生陈怡嘉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昨天我在做作业的时候,妈妈让我写快点,不然时间来不及了,睡晚了对身体不好。
  时间过得非常快,不一会儿就到9点了,可是我的作业还没有做完,这时,妈妈又催促我要加快速度,我不太耐烦,就和妈妈争吵起来。
  今天晚上,妈妈给我道了歉,还给我写了一封信,我自己也觉得做得不对。《弟子规》里有一句话是说“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从”,意思讲的是:父母教育我们的时候,必须要恭敬地听,要将话听到心里;父母责备我们时,应当顺从,虚心接受。我已经原谅妈妈了,现在我和妈妈又和好了。
  这篇日记和陈怡嘉妈妈写给女儿的信一道,刊载在2009年3月30日的《中国儿童报》上。
  而二年级的蓓蓓“发明”了用漫画来表现《弟子规》。她的灵感源于在学校学了 “父母呼,应勿缓”一句。她反省自己平日对妈妈说话总是高声大嗓,很不礼貌,觉得很惭愧。她本来喜欢画漫画,就用漫画把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她的创意得到了班主任老师的鼓励,也引来全班孩子的争相效仿。大家纷纷将自己践行《弟子规》的故事画成漫画。画面内容有给妈妈洗脚的,旁边题上“冬则温,夏则清,晨则省,昏则定”;有与爷爷奶奶一同外出的,旁边题上“或饮食, 或坐走; 长者先,幼者后”;有给正在生气的爸爸倒水的,画面中的爸爸坐在那儿耷拉着脸,旁边题着“谏不入,悦复谏”……堪称图文并茂。最后由孩子们自己汇编成一本班级学《弟子规》漫画集。
  孩子们不但学《弟子规》,画《弟子规》,还演《弟子规》。他们将《弟子规》编成情景剧在学校朝会上演出,分别由奶奶、妈妈和孩子三个角色来饰演,将平素不大注意的不良习惯惟妙惟肖地表演出来给大家看,使同学们在笑声中反省自己的行为。
  学校还把《弟子规》及《论语》中的一些句子张贴在校内各处,如校门口贴上“冠必正 纽必结”;走廊里贴上“步从容, 立端正”,楼梯拐角则贴上“宽转弯, 勿触棱”,教室里贴着“席不正,不坐”,饭厅里贴着“食不言,寝不语”等,时时提醒孩子们从日常细节上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培养“谦谦小君子”的良好修养。
  也许有人会置疑:《弟子规》对今天的孩子真有这样好的教育效果吗? 笔者以为,一个民族对于如何做“人”,如何立身处世,自有其一套形成已久的基本的道德准则。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弟子规》遵循的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人伦道德,以培养知书达礼、温柔敦厚、堂堂正正的君子为目的。并且,《弟子规》从内容与形式上都十分贴近儿童生活,称得上是儿童自我教育的好教材。草堂小学很好地利用了这一资源。在此过程中,孩子们相互影响,相互教育;学得快乐,做得开心。这样一种教育是“活”的教育,是“知行合一”的教育,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用草堂小学自己总结的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即“诠释、践行、融通”。
  在草小,不少学生能一口气背诵《道德经》,令笔者羡慕不已。孩子们得意地告诉笔者,她们是自己背着玩的,不是老师要求的。在五年级听课时,笔者发现一个正在写作业的小男孩的本子与大家不一样,是竖行的,从右往左翻页。他腼腆地解释说这是他自制的本子,因为觉得这样写字好看。
     草小的经典诵读活动和《弟子规》教育也得到了家长们的一致肯定。在家长座谈会上,一位家长说:“我养孩子是养一个人,不是养一个清华北大毕业生;草堂小学推行经典诵读和《弟子规》教育是教给孩子做人的根本,不是什么‘封建糟粕’。”而另一位家长则由衷地说:“我们的前辈有人格魅力,可今人缺乏这种人格魅力。我的孩子在草堂小学六年念下来,将来一定会超过我!
    
               一座城市的文化自觉
     
  在草堂小学的调研将要结束时,笔者心里忽然涌出一种感觉:做草堂小学的老师是幸福的,做草堂小学的孩子们更是幸福的。多少年过去之后,长大了的孩子会想起坐落在杜甫草堂边上的母校:想起学校门口的杜甫塑像和那首“人谓浣花好,文宗百代高”的“校诗”;想起“好雨轩”和“漂流书栈”;想起《古诗拍手歌》和《弟子规》班规;想起毕业典礼上全校齐诵《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如果说教育的真正涵义是学生跨出校门后留在他身上的东西;那么,有一天,当他们忘记了那一次次期末考试题目时,这一切却会融入他们的血液,成为他们生为“中国人”的精神气质的一部分。
  不过,正如所有开风气之先的事物一样,六年来,草堂小学也听到了各种质疑,甚至有人认为她们在“作秀”。笔者在草堂小学的老师中也听到一些顾虑,比如有些家长认为,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如果一味地教育孩子“仁爱”,将来容易吃亏;还有,学习传统文化经典需要宁静的心境,但当今社会这样浮躁,老师们的心很难静下来,故她们希望经典诵读不要变成“一阵风”,或一项“任务”,即不能急功近利,而要成为常态;而老师们最为担心的是:孩子在小学里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可进初中后便没有这些内容,岂不前功尽弃?
  当然,她们还特别谈到教师自身传统文化底蕴的问题。有了这个底蕴,传统的精神内涵才能真正得到传承,故她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进修和学习。并且,她们也提出建议,学校最好设专职教师来担任国学经典教育。
  老师们的话非常中肯,也非常殷切。不过,笔者似乎有理由对未来抱以乐观。
    现任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娄进告诉笔者,成都市国学经典诵读活动除了中小学及幼儿园以外,下一步还要向市属高校延伸。市教育局为此已制订了推进“战略”:制定下发国学经典诵读进学校、进课堂、进课程实施纲要;建立国学研究指导中心;打造一支师资队伍;修订完善中小学、幼儿园国学教材;利用中考指挥棒开展激励评价,评选校级、区级、市级诵读明星。当笔者问到如何应对外界的质疑时,娄进干脆利落地说:“我们的态度是‘三不原则’——不争论、不评论、不评价;坚持3到5年!”
     8月25日,媒体报道,新学期将至,成都市教育局出台规定,为推进国学经典诵读活动深入开展,全市所有中小学和幼儿园新学期都要增设国学经典诵读教育活动课时,并且学生每周集体诵读(学习)经典的时间不得少于1小时。
  成都市副市长傅勇林将成都市国学经典诵读的目标定义为“培养知行合一、知书达礼、刚毅果敢、忠恕任事的具有现代品格和现代意识的未来成都人,并以此为契机,重建灾后精神家园”。这位学者出身的副市长还躬亲践履,一所一所学校地去推进经典诵读活动。
  而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在《成都市国学经典诵读读本》序言中则这样诠释:“人生犹如一次漫长的旅行,只有那些精神丰盈、精力充沛的人,才可能渐行渐远,拾级而上,渐次登临巅峰,领略无限风光。中小学和幼儿园是人生之旅的起点,也是培育精神,积蓄力量的黄金时期,在一时期,诵习国学经典,至关重要。”
                                          
                                        (谨向所有为写作此文提供帮助的朋友致谢
                      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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